• 暫時沒有信息

曹德旺“跑路”背后隱藏了什么？

美國大選過后，其制造業回流的問題引起了世界的關注，進而引起中國反思制造業的發展前景及稅收負擔問題。

從近年來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舉措看，其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主要包括兩個部分：減稅及發債，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采用“營改增”作為主要的抓手，充分體現出其“減稅”的政策導向，以期達到促進經濟發展的目標。所以，從“減稅”的角度看，政策的導向與民眾的訴求應該是一致的。

然而中國諸多企業仍覺得稅負高。

2016年12月20日，一則消息在朋友圈刷屏：中國民營企業的代表人物之一、福耀玻璃董事長曹德旺，投資6億美元、在美國莫瑞恩建造的汽車玻璃廠正式投產。

有人猜測：曹德旺這是要“跑路”的節奏?

2016年曹德旺在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，吐槽中國稅負高，讓中國企業稅負問題再度成為輿論焦點。

曹德旺接受媒體采訪時耿直無比，說了一堆大實話，比如“中國實體經濟的成本，除了人便宜，什么都比美國貴”、“中國制造業的綜合稅務比美國高35%”、“投資化的重復建設，拖一年嚴重一年”、“整天講明年會好，明天會好。誰不想明天好。不切實際的去做那明天會好嗎?我不這樣認為。我認為我們應該改變這個方式。特別你們這些做傳媒的”，等等。

　　事實當然不是。只不過，在李嘉誠拋光國內資產上岸的新聞后，大家對此或多或少會有些敏感。曹德旺的言行背后暴露出的國內營商環境的問題，我們認為倒是一個真問題。換句話說，民營企業、尤其是實體企業們，究竟為什么要“跑”?

稅負

遠看李嘉誠，近看曹德旺，投資海外在企業家圈子里比比皆是：山東太陽紙業將投資超過10億至13億美元在美國阿肯色州建廠，中國天源紡織也將投資2000萬美元在阿肯色州設立服裝制造廠……和特朗普所言中國“偷走了美國的工作機會”不同，曹德旺此次從通用手中低價收購的廢棄工廠，滿負荷狀態下能給當地提供2500個工作崗位。

　　企業家們為什么紛紛往外跑?原因很多，細細想來，卻也在情理之中。

　　先說最直觀的，稅負。近幾年，國內企業利潤增長乏力，利潤率能做到10%以上，已經很厲害了。但歷經國家幾次減稅，仍然有諸多企業叫苦不迭。

　　國內企業的稅負主要來自哪里?除了25%的企業所得稅，還有高達百分之十幾的增值稅，更別提印花稅、車船稅、城建稅、教育費附加、地方教育附加費等其他稅種、費用。

　　中國的稅負究竟高不高?不同的人和企業、機構，都曾通過各種渠道和方法驗證，給出了趨勢一致的答案。

比如，曹德旺說，美國對企業征收的所得稅是35%，加地方稅、保險費其他5個百分點共40%，而中國制造業的綜合稅務比美國高35%;

　　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給出的數據顯示，中國企業非常大的負擔就是宏觀稅負率太高。1995年，宏觀稅負率只有16.5%，2000年也只有21%，2005年26%，2010年一下子到了36%了，2015年，企業的宏觀稅負率已將近37%;

　　天津財經大學教授李煒光測算，我國企業綜合稅負達到50%以上，在21個亞太經合組織國家中排名第四。其觀點更為激進：中國的稅率讓企業老老實實交稅，基本上處于死亡的邊緣，這就是“死亡稅率”。

　　由此，即使各方數據由于口徑、測算方式不同，但大家的基本判斷一致：目前企業的稅負成本的確居高不下。

　　更現實的問題是，在企業稅負普遍較重的情況下，民營企業常常處于更不利的地位。對于國有企業，國家經常給予返稅。一些壟斷型央企集中在產業鏈的上游環節，稅負主要轉嫁給了中下游企業和消費者;若剔除企業規模和業務類型特殊的央企，民營企業的稅收負擔率，明顯高于地方和部委所屬國企。

　　土地、知識產權、水電氣等因素

除了稅負，中國企業選擇往外走，還有諸多原因。　

土地資源。首對于土地這樣的稀缺資源，宗慶后就曾吐槽：現在工業用地的價格需要幾十萬、上百萬一畝，這么大的投資成本誰去投?

　　與此同時，水電氣等能源價格卻始終堅挺。在原材料等成本基本穩定甚至下降時，這類成本在企業總成本中的占比不降反升。人民日報就曾報道，一些企業即使一個月不用電、同時向供電部門報停，也要交變壓器基本電費數百萬元。

　　制度性成本，如環評、能評、清潔生產等一系列審批，無論是時間成本還是費用成本，哪項都低不了。

政府層面因素

　　政府公信力。一些地方政府主導的PPP項目中，簽約前答應得很好，簽約后卻遇到承諾缺失、不講信用，讓一些民營企業吃了虧，對營商環境更缺乏信心。還有的是前任地方領導簽的合同，新官不理舊賬。雖然根據法律原則和合同法，只要合同條文內容沒有違反法律前提下，代表個人簽訂的與是否在政府任職無關，若存在法律履約能力的應當執行合同。然而在現實操作中，民企地位弱勢，想要主張權利常常豈是那么容易?所以，企業前期投資打水漂的事情屢見不鮮。

　　執法隨意性。有人私下里吐槽，現在的許多企業，單說消防設施這一項，如果真按照要求做齊備了，恐怕沒幾個能活下來的。現實情況常常是大家都不合格，相關部門檢查時，自由裁量權很大，會不會被處罰，就看企業自己怎么“運作”了。

　　看完這些，再對比美國“制造業回歸”政策、美元升值、資產吸引力增強等因素，也就更能理解曹德旺說的，為什么在美國白領、藍領成本各自是中國2倍、8倍的情況下，依然能比中國多賺百分之十幾。

　　民間投資形式嚴峻

　　中國的企業、資本出海，優化配置全球資源，本是好事，政府還長期提倡過中國企業“走出去”。為何如今，卻變得五味雜陳起來?

　　一方面，國內民間投資增速大幅下滑，投資主要靠“國家隊”撐著;另一方面，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增速則頻頻躍升，國內制造業和實體經濟正面臨“空心化”的危險。

　　形勢有多嚴峻，從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可窺一斑。“著力振興實體經濟”、“穩定民營企業家信心”、“保護企業家精神，支持企業家專心創新創業”、“加強產權保護制度建設”、“堅持有錯必糾，甄別糾正一批侵害企業產權的錯案冤案”等表述，無一不是為企業家、尤其是民營企業家度身定做。

尤其是降成本的部分，中央提出，“要在減稅、降費、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;要降低各類交易成本特別是制度性交易成本，減少審批環節，降低各類中介評估費用，降低企業用能成本，降低物流成本，提高勞動力市場靈活性，推動企業眼睛向內降本增效”。如島叔此前文章分析，今年經濟工作會的問題意識、針對性都很強，更可見國內實體經濟增長乏力、“脫實向虛”的問題已經到了無法回避的程度。

　　所以企業家出海大舉建廠，有其自身的無奈。我們需要提倡企業家的社會責任感，但企業只有先活下來，才能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。假如在目前國內的多重壓力下，無法獲得正常的盈利以持續發展，走出國門尋找更合適的地方只能是符合市場經濟邏輯的自然選擇。

顯然對于制造業及任何一個行業而言，稅收負擔的降低必然有利于其資本的積累、設備的更新、技術的研發以及可持續性發展，多項研究已充分印證了這樣的結論;土地資源，水、電、氣等硬性成本也始終與企業的命運捆綁在一起。

分析:

企業是經濟中的核心組成部分，在中國還是最為核心的稅源，因此企業的盈利與發展，對于征納雙方來說均為共贏的格局，在這一點上雙方應看到利益的一致性。從稅收環境看，有三個問題應該引起重視：

一是企業的稅收公平問題。目前由于市場、法制及征管三個方面均在完善的過程中，并不能保證每個企業在征稅上是完全平等的。有的企業依法納稅，而有的企業偷稅漏稅;二是企業沒有有效運用稅收政策。目前大型的央企或省屬國企尚無法完整地利用各項稅收政策，中小企業就更是一片茫然。利用好稅收政策能很好的為企業節省一筆不菲的費用;三是稅收政策的引導功能。稅收政策原本便是宏觀經濟決策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，在任何一個國家均具有政策引導的功能，鼓勵的加以減稅，抑制的加以重稅，因此，企業必須充分認識到這一點，調整其產業結構及商業模式以適應這樣的政策導向。

此外,政府應出臺更有利于中國企業發展的有效措施，在倡導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同時，也能使得國內企業家投資能如火如荼，只有政府與企業共同努力，中國企業家才不會表現出貌似“跑路”的現象,中國經濟才能在世界經濟中更具有競爭力。